民国时期中国儿童学研究述评

民国时期儿童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当时整个社会对童年的发现,儿童被视为建设新中国的轴心力量,以及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推动等有密切关系。许多代表性的组织和知识分子,都曾参与到这场运动之中,并诞生了一大批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碎片化”的事实,理论创造的缺乏及实践指导的不足,这场运动并未能造成辐射全国且持久的影响力。因此当代中国若要复兴儿童学研究运动,就必须吸取民国时期的经验与教训,努力探索出一条既符合本国国情又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发展之路。

儿童学;童年的发现;实验教育学;实验法


要:
民国时期儿童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当时整个社会对童年的发现,儿童被视为建设新中国的轴心力量,以及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推动等有密切关系。许多代表性的组织和知识分子,都曾参与到这场运动之中,并诞生了一大批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碎片化”的事实,理论创造的缺乏及实践指导的不足,这场运动并未能造成辐射全国且持久的影响力。因此当代中国若要复兴儿童学研究运动,就必须吸取民国时期的经验与教训,努力探索出一条既符合本国国情又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儿童学 童年的发现 实验教育学 实验法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文化视野下的儿童研究与课程创新”(项目编号:11JJD880006)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童年社会学视野下学校变革的运行机制及其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4YJC880015)的研究成果。

儿童学研究是一场缘起于欧美的学术与社会运动,其对推动教育学的现代化、教师教育改革以及改善整个儿童福利事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前凯洛夫教育学依然横行无忌、学校教育中存在大量“反童年”现象的中国,复兴这一场“以儿童为本位及核心研究对象”的“哥白尼式运动”,[1]从而实现教育领域的新启蒙,显得极为重要。但是这种复兴不单单是指引介西方国家及日本的研究成果与实践模式,正如国内大多数学者(如郭法奇、方明生、惠中、朱佩荣等)已经做到的那样,同时也是对历史上我国本土儿童学运动的回归与超越——就后一点而言,我们却所知甚少。本文拟结合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背景,对民国时期我国儿童学研究进行全面探索与分析,希冀为推动我国儿童学研究的本土复兴之路、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新的启示。

一、儿童学研究在中国兴起的背景与缘由

近代中国之掀起儿童研究的热潮,与当时整个社会对待儿童的态度、观念,以及“儿童形象”的转变有根本的联系。国内已有大量的研究证明,20世纪10-20年代,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发现”童年的时期。①这种发现,不仅仅是在教育学,且横跨多个学科领域(如法学、文学、心理学等等);不仅发生在知识分子阶层和思想界,也发生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根据菲利普·阿里耶斯的界定,所谓发现童年,也即形成了一种童年的意识,主要指的是人们认识到童年有区别于成年期的独特本质,因此把儿童视为儿童,而非小大人或大人的预备;并区别对待儿童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使两者分离开来。[2]近代中国学者、普通家长、学生和教育者,兴起儿童研究的热潮,恰恰就是在20年代及其之后,正与此时社会整体的变革相呼应。

同时,面对帝国主义势力日益强化的侵略、渗透所带来的民族危机,以及通过建设民主共和国而使中国重新崛起的需要,儿童被视为是新中国之美好未来的最大希望,甚至是唯一的期望。无论是梁启超的“新民”,还是陈独秀的“新青年”,都代表着中国觉悟了的知识分子对缔造一代新人的期望。对传统的儿童教养制度的批判,成了当时思想界的强音。傅斯年、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周建人等人都曾对中国传统的家庭环境进行了严辞批判。他们认为,在过去的中国家庭中,儿童所处的地位极为低下,他们是没有什么自由和权利可言的,而“家长的权力,大半和专制魔王一般。什么经济呀,交际呀,子女教育呀,婚姻呀,都要由他主裁”,因此家长们只顾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支配孩子,而从来不会依着孩子自身的发展需要、意愿和规律去发展,最终培养出来的儿童终将不能担负起建设新中国、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②传统社会中的家长十有八九“不重视儿童两字,不问什么事,总以成人的眼光为标准,以为儿童是具体而微的成人,处处当随成人行动”,“儿童有儿童的需要,为父母的,偏不给以相当的满足”。[3]可以说,正是不满意于传统社会对儿童的不了解、不研究,以及由此形成的漠视儿童权益、忽略儿童发展、损害儿童利益的局面,才构成了近代中国研究儿童之浪潮的主要动机。由此出发,有识之士才呼吁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家长,应依据现代的标准,“以待遇儿童的方法,去待遇儿童”,并且使这待遇的方法,都要合于教育学原理及心理学的原则;而要使这一点真正能够实现,其唯一的途径,便只能是研究儿童学。[4]

在学校教育领域也同样如此。伴随杜威及其门徒的讲演、宣传,大量出版物作的引介,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在20世纪10年代末和20年代时席卷全国,成为当时教育改革的核心指导原则。了解儿童,并以儿童为“本位”来重构整个教育体系,日渐演化为教育领域的基本共识,并被落实到1922年的课程改革之中(此后历次课改也多有继承,虽然并不是全部)。教育者们竞相在各地推行教育实验,但由于“终日和儿童一块玩儿的人们,对于儿童身心发达的科学知识,没有充分的修养”,因此最终达成的实际效果却往往不佳,因此人们日益意识到,“我们研究教育,不消说,对于这一切教育的根基——儿童学——是不能不研究的”。[5]唯有通过研究儿童,把教学、管理等一切行为都变成儿童研究的过程,才能真正建立起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系统,并真正使教育转变为一项有利于儿童发展的社会事业。

二、儿童学研究的组织与代表人物

儿童学研究的代表性组织

民国时期,中国诞生了一些专门从事儿童研究的民间组织。1920年,第六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大会议决通过《设立儿童研究会案》。该案强调了儿童研究对教育的基础性,督促各省区教育会成立儿童研究会,由蒙养园保姆、小学校教员、师范学校教育科教员和有志儿童研究的社会人士组成,集中处理征集童话和玩具、调查儿童心理、实验儿童的身体和精神等三项事宜,并将调查、实验和研究的结果编印成报告书,分送到各省区供同仁参考。[6]遵此会议的精神,1921年江西省教育会决定在本会附设儿童研究会,其研究范围涉及以下六个方面:心理学的研究,包括智能检查、精神分析、性欲问题、童歌童话及玩具、精神发达之法则及一般现象等;生理学的研究,包括身体上之解剖的生理的诸特征与发达之法则及一般现象和关于养护上的各种问题;生物学的研究,包括人类之发生、遗传与感应等;人类学的研究,包括古代儿童之生活、未开及半开儿童之生活、现在文明国儿童之生活等;社会学的研究,包括不良儿及孤儿弃儿之感化救济、社会娱乐机关与儿童、产业发达与儿童、社会体育与儿童等;教育病理学的研究,包括身体上之疾病与异常、精神上之缺陷及异常等。江西省儿童研究会并设有机关刊物,每年发行季刊四次。[7]这个组织是目前已知史料中最早成立的多学科儿童研究机构。

此后不久的1925年11月11日,北京师范大学苏耀祖、孙洁黄、宫壁成、赵迺传等人发起并成立了另一个重要的儿童学组织,即“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学研究会”。该研究会虽然是以“研究儿童学,藉谋儿童教育之进展”为宗旨,但由它的行动方案显示,其工作的内容范围却相当广泛,并不限于教育领域,并且是“学理研究”与“实践探索”两步棋同时走的。学理上的研究,就是专门研究关于儿童的个性、兴趣和身心的发展,以及国家、社会、风俗、习惯、教育、宗教、饮食、气候对于儿童的影响等等的问题,而实践上的工作,则包括六大项:一是对中国的父母进行文字的宣传,使他们萌发对童年的觉悟;二是调查儿童生活状况,依据贫与富、乡村与城市等范畴对儿童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并教育孩子们养成良好的习惯与行为;三是征集儿童读物,具体来说,就是将所有有关的儿童读物(儿童杂志、儿童文学等)都征集到研究会,统计之后再审查其内容,按照心理学的原则,编辑成一本儿童图书目录,以给孩子们确定一个读书的参考标准;四是组织儿童图书馆,使每个儿童都有机会看书,其做法是将征集到的儿童读物进行审查,把合格的读物编成类目,组成书库;五是扩充儿童娱乐场,即向各公园及游戏场所直接接洽,请他们添设种种儿童游戏的器具,鼓励儿童在没事的时候就到他们那里玩耍;最后则是每逢春秋佳日,办理一个儿童游园大会,使城市乡村所有的儿童都到指定的公园里一同玩耍,以发展儿童“爱群”的本能。[8]

北师大儿童学研究会为推动自身的事业,还借助《新教育评论》杂志这个平台,推出一个儿童研究专刊,其意在“把社会上对儿童的种种不平喊出”、“把拯救儿童的方法传播到民众”、“作同志们的意见交换场”以及“作唤醒社会的警钟”。[9]他们还通过了研究会的专门章程,规定每年都要举行全员大会、研究会和讲演会。有关资料显示,这个组织在当时受到了校内外许多人的赞助,甚至还邀请了当时北京的一些社会名流加盟,[10]但成员们是否有根据预定的计划,一步一步地推动对儿童的研究与实践,对社会的实际影响如何,却不得而知。《新教育评论》的编辑虽然表示乐于把篇幅贡献给儿童学研究会,希望学人将自己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成果,都尽早刊登在该杂志上,[澳门新莆京娱乐网站 ,11]但翻看该杂志后续的记载,并没有发现该研究会的进一步动作,所以论者可以推断,该研究会的实际作为,必然极为有限。然而无论如何,这个组织的成立,仍可以说是近代中国这股儿童研究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其他研究儿童的组织,在当时的中国也不少见,只是这些组织,多是从某个学科的角度出发去研究儿童,而不似前述儿童学组织那样具有多学科的性质,或者只关注儿童实际生活的细节问题,而不做学理性的探索。比如作为全国最大教育研究团体的“中华儿童教育社”,即专从教育学的角度研究儿童,③并在此基础上出版刊物《儿童教育》,发行各种教育类读物,因此具有儿童教育实验、儿童教育辅导、儿童图书馆和儿童书籍日用品代办部等功能。[12]当时许多学者都参与了这个组织,并对它评价甚高,比如林仲达就曾这样说道,“日本于一九零二年创设日本儿童学会,中国除中华儿童教育社(以研究儿童教育之实际问题为中心)外,便无其他纯粹的儿童研究的组织了”。[13]这说明中华儿童教育社在儿童教育领域确实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还有1933年成立的中华慈幼协会,以“提倡维护儿童权利,并以种种可能的方法为儿童谋求幸福”为宗旨,曾多次呼吁有关专家组建儿童研究委员会,进行儿童生理、心理的测验与调查,以了解中国儿童的发展状况,并将研究结果公布于众;该组织还在儿童权利保障、儿童救济与卫生医疗等实践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他组织还有武汉的儿童文化研究会,也是学理研究与实际活动并举,前者主要是对儿童文化、儿童保健卫生方法等的研究,后者的范围较为广阔,包括儿童图书馆的筹建、儿童节的举办、作文(图书、写字、演讲等)比赛、儿童剧本的征集等,还会每月出版《新儿童》一万册,并发行《儿童文化研究论丛》。④上海则成立了“父母教育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以研究父母教育、改进儿童生活为宗旨,除了组织家长讨论儿童教养的各类实际问题,参观模仿家庭之外,还致力于研究儿童的许多具体方面,如儿童训练、儿童卫生、儿童的服装、儿童的脾气、儿童的惧怕、儿童的好哭、儿童的用钱、儿童玩具、儿童性教育、儿童的习惯等问题。[14]但这类研究显然是一种经验的相互切磋、交流,还谈不上是一种严谨的学术考察。中国社会教育理事会也发函通告地方上的社教机关设立“儿童幸福研究会”,其目的也在研究儿童教养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孩子的生活习惯与行为,以对父母进行科学的培训和指引。[15]

儿童学研究的代表人物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诞生了一大批对儿童研究感兴趣的学者,他们纷纷引入来自欧美、日本的儿童学、儿童心理学作品,并且独创了不少相应的理论著作,以服务于本土高校学子、学校教师和家长的实际需要。但总体来看,用民国时期学者的话语来说,儿童学、儿童研究、儿童心理学乃至实验教育学这四者虽有区别,但常常是同一的,如蔡元培就曾指出,“实验教育学者,欧美最新之科学,自实验心理学出,而尤与实验儿童心理学相关”。[16]刘诚、姚之璧瑛皆指出,儿童研究涉及儿童的生理与心理两个方面,比儿童心理学在范围上略广,而实验教育学则非但以儿童身心为研究对象,教育上的各种实际问题,也在研究之列,因此范围最广,但“言其精则实验教育学之与儿童研究,虽有范围广狭之殊而言,其粗则即谓二者为一”。[17]

由相关史料可见,当时中国有一大批的学者在积极关注儿童学的研究,而且不仅仅只是引介西方和日本的著作而已,他们自己也做了基于本国的探索性研究。在这些研究者之中,大多数人对儿童学的研究属于一时兴趣,没有保持必要的学术生命力,在翻译或创作一本儿童学的著作之后,往往转移到其他研究阵地去,或者干脆离开学术轨道了。比如凌冰常被国人认为是早期儿童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留美归国的教育心理学博士,并在杜威访华期间做过随行的翻译工作,但他在出版《儿童学概论》一书之后,便再也没有撰写过类似著作,甚至在数年之后,由学致仕,退出了学术领域。[18]

但是仍有少部分学者维持了长久的兴趣,进行了有深度的尝试,并且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因而成为当时中国儿童学队伍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陈鹤琴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了长达800多天的研究,在动作、能力、情绪、言语、游戏、学习、美感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周密的观察与实验,积累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并据此写成《儿童心理之研究》一书。在该书中,陈鹤琴将人与动物的心理做了比较,总结出幼儿心理发展的八个特征以及学习方面的三大特点。此后他还在南京成立教育实验区,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谋求儿童教育的改进。另一位学者黄翼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自主筹建心理学实验室和儿童培育院,对学前儿童进行深入研究并施以更加科学的教育;他还重复了皮亚杰的一些实验,提出了一些自己的主张,其论著的研究范围涉及儿童心理的多个方面,如《儿童对奇异现象的解释》、《儿童的物理因果概念》、《儿童泛生论的实验分析》、《神仙故事与儿童心理》、《儿童语言之功用》等。

三、儿童学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儿童学的界定与研究范围

民国时期的学者在界定“何谓儿童学”时,常与儿童研究、儿童心理学、实验教育学等词进行比较,来凸显相互之间的区别。在他们看来,儿童心理学(child
psychology)侧重在儿童心理方面,并不顾及身体或心理的方面,在内容上又尤其关注儿童各种天性及智力的发展,因此比较偏狭。而儿童研究(child
study)则是“考察各种儿童——无论其为普通的、变态的、过去的——身心的构成,机能的发达,以及环境中的生活,而谋所以实施于教育的科学”,[19]所以包含了生理与心理两大方面,比儿童心理学更为广博。儿童学(paidology)则是“研究儿童的生活、发达、观念和本性的纯正科学”,[20]其研究范围似更为宽广,可以囊括儿童生活各个方面的重要议题。而实验教育学,“则不但以儿童身心为研究对象,又教育上种种实际问题,亦当在研究之列也”,[21]因此与儿童心理学或儿童研究相比,更有教育问题的指向性。不过从实质上来看,四个概念的区别大抵可以忽略,而可被视为同一范畴的不同表述,因为儿童心理学事实上并不仅仅关注儿童的心理,其生理的机制也常是其研究的重点;而所谓儿童学,也常常与儿童研究相等同,如凌冰和姚之璧瑛都认为儿童学的英文名应作child
study,研究儿童的身与心两个方面;[22]而所有针对儿童的研究,其根本目的即在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提供科学的指引,儿童学、儿童心理学或儿童研究,皆被视为是教育学的基础。⑤所以在民国学界的话语中,儿童学这个词,主要是指对不同类型的儿童之身心两方面进行科学研究,以对学校和家庭教育进行规范指导,使儿童能够健全发展与成长。

儿童学的研究范围,就大家公认的方面来说,主要是指正常儿童生理与心理两方面的发展情况,以及针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所能提出的指导原则。如凌冰在其《儿童学概论》中,就明确指出儿童学的研究内容,大抵包括下列三项:儿童天赋的本能(涉及三个方面问题,即人类的共性、种族上的遗传和两亲的遗传)、儿童的环境、儿童的身体(特别是身体发展与脑力发展的关系)。[23]在冯品兰的《儿童研究》一书中,其涉及的内容范围也大抵如此,包括儿童的身体、言语、想象、思想、感情、记忆、注意、意志、好奇心和好问心、模仿性和被暗示性以及其爱游戏的本能等。[24]由于上述研究与儿童教育息息相关,因此学者普遍将教育有关问题也纳入研究范围之列,如刘诚指出,儿童学一方面须研究儿童身心发育之状态,另一方面则应以学校儿童为限,来研究其作业之状态,包括其身心作业、学校作业和家庭作业等[25](这里的作业即当代所谓教育性的实践,而不是狭义上的功课)。也有少数著者将异常儿童也纳入到研究的范畴,如姚枝碧等。

而从一些有代表性的学术期刊中,更可以看出中国当时儿童研究之范围已相当广泛。譬如《教育杂志》从第18卷开始专辟儿童研究的专栏,所刊登的文章涉及儿童的心理(特别是其智力、本能、习惯等)、特殊儿童、天才儿童、儿童图书馆等。《心理》杂志则自1921年开始发行以来,时不时刊登有关儿童心理的论文,其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儿童的个性、道德、习惯、游戏与玩具、读物、教育,低能与有缺陷儿童的特征等。其他杂志如《中国心理学报》、《心理半年刊》、《心理附刊》、《心理季刊》等,其关注的范围除以上各方面外,还包括儿童戏剧、有学校适应困难的儿童、儿童绘画、心理卫生、儿童做梦等。在其他期刊杂志(如《民众周报》、《湖南妇女》、《义教辅导》、《晨报副刊》),儿童研究的范围更有扩大,延伸到人类学、社会学、法学、医学等领域,其议题有儿童食物、儿童犯罪、儿童日记、儿童诊所、有关儿童的民俗、儿童法律、儿童的服饰等。不过总的来说,与欧美国家相比,近代中国学者对儿童的研究还处于一种较为零散的状态,缺乏有足够影响力的个体及其组织机构,来整合这些碎片化的研究,使之相互合作,共同推动儿童学学科的建立,谋求儿童福利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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