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需求与权力制约

中国大学自近代产生之日起便承担着艰巨的社会责任。培养新式人才是大学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学科是以“人才”为中介而连接起大学与社会的重要纽带,它的设置是教育领域变革中的重中之重。作为近代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的学科设置无疑为继起者之规式,在其经历了初设时期设律例、工程、矿冶、机械四科到民国期间取消法科、专办工科的发展历史中,社会的需求与权力的制约成为左右其学科变迁的主要因素。

北洋大学;学科;社会需求;权力制约


要:
中国大学自近代产生之日起便承担着艰巨的社会责任。培养新式人才是大学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学科是以“人才”为中介而连接起大学与社会的重要纽带,它的设置是教育领域变革中的重中之重。作为近代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的学科设置无疑为继起者之规式,在其经历了初设时期设律例、工程、矿冶、机械四科到民国期间取消法科、专办工科的发展历史中,社会的需求与权力的制约成为左右其学科变迁的主要因素。学科设立的实用原则遮蔽了知识与真理本身的发展路径,这不但最终成为北洋大学的发展瓶颈,更为我们今日的教育改革敲响警钟。

关键词:北洋大学 学科 社会需求 权力制约

基金项目:天津大学自主创新项目“大学社会服务力研究”。

清末民初是中国政治变迁和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教育领域的变革更是异常活跃。但无论是学校建制的变化抑或是办学章程的更新,无论是学科体系的转变抑或是课程政策的发展,教育领域的所有改变都一致指向“培养”这一时代主题,新式人才成为社会对教育最为迫切与强烈的要求。作为以“人才”为中介而连接大学与社会的纽带,学科的设置成为此时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在应然的层面上,学科设置应以知识的发展为内源动力,但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在“亡国保种”的背景下被迫完成的移植结果,它自产生的那一刻便不是一个自我发展、自我成熟的独立组织,而是一个被不断赋予社会期望与历史责任的时代产物。故此,西方大学“象牙塔”的发展路径在近代中国大学身上难寻踪迹,社会与政治等外部力量成为左右其发展的主导因素,学科的设置也不外于此。作为近代中国成立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虽然以“西学体用”被标榜为“东方康奈尔”,但根植于中国本土,进而变化、发展的北洋大学也始终无法脱离社会需求与权力制约下的近代中国大学特色,这一点在其学科的变更上可见一斑。

一、“西体”与“中用”:北洋大学初创与学科设置

北洋大学之初设背景

1894年,清军在甲午海战中的溃败标志着自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的不幸破产,“中体西用”的国家改革方略受到维新派的强烈质疑与猛烈抨击,严复称“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这种不彻底的学习不过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端”[1];梁启超同样批评在此思想指导下的教育改革“不过是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2]。故此,维新派强调更为彻底的变革,康有为等人联合“公车上书”,在教育方面主张“废科举,兴学校”,而所兴办之学校则要“弃中学、倡西学”,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作为传授的主体,而在这两者之间更以社会科学为重,“艺学”(工程技术、自然科学)只是西学的附庸,政学才是西学的根本;技艺只是西学的枝末,学理才是西学的根本。正所谓“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3],要从根本上向西方学习,更加强调对于社会科学及其理论的掌握。

甲午海战的溃败同样换来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们的担忧与觉醒,光绪帝在痛定思痛的同时立志变革,为表示其挽救时局的决心,这位年轻皇帝迅速传下谕旨[4]:

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宜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隐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除痼习力行实症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实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槽,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应及时举办。

很快,各地官员的上书纷纷呈报,洋务派实干官员盛宣怀的一纸奏折则备受皇帝重视。创建北洋大学堂之前,盛氏涉足矿物、轮船、电报等多个领域,被称为“李鸿章经济事业的代理人”[5]。这样一位向来以实业为重的洋务大臣将视野转向了教育,盛宣怀“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建议以及《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的奏折不但引起了皇帝的极大兴趣,更很快获得回复。10月2日,在盛宣怀上书仅4天之后,皇帝表示批准设立北洋大学堂。由上奏设学章程到批复同意建校,这短短的4天看似仓促,却又根植于举国上下深感教育落后带来的切肤之痛中,更来源于国人对于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急切需求,“兴学救国”成为北洋大学与生俱来的情怀与责任。

北洋大学之学科设置

设定学制是建立大学的基础,盛宣怀在《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中首先确立了北洋大学学制,“职道之愚,当赶紧设立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6]136其中,头等学堂相当于大学本科,这说明北洋大学自建校之初就定位于本科层次的大学,这与任何先前由洋务派所建立的实业学堂根本不同。二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学制4年,毕业后升入头等学堂,再经4年的学习方算正式毕业。这意味着,如果要培养一位合格的专业技术人才,则需要8年的漫长时间。这样的时间成本在晚清急迫的改革呼声中自然不能成立,为了加速人才的培养进程,北洋大学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先开风气之地筛选小学堂第三年学生,并将其列为二等学堂头班学生(即在二等学堂第四年学习的学生),经1年培养后即被升入头等学堂第四班进行学习;已通过小学堂第二年功课者,列入二等学堂二班,以此类推,每年有30名学生成为北洋大学头等学堂第四班的生源。相比于先前开办的新式学校,北洋大学堂之学制特点在于“精英育才,学有秩序”,这种循序渐进的系统培养更易赋予学生深厚的功底,为其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学制确定后,学科的设定成为重点。在洋务式教育与维新式教育的碰撞与接轨时期,盛宣怀既要迎合中国晚清社会的切实需要,又要顾忌朝堂之上的各派力量;既要注意传统教育留下的深刻影响,又要体现北洋大学堂作为“规式”的先进性与首创性。因此,“西体”与“中用”成为盛宣怀设计北洋大学学科的指导思想。

在“向西方学习”的社会背景中,欧美大学成为学科设计的模仿蓝本;而在“中体西用”饱受责难的时期,若只选择那些被称为“西学之皮毛”的“器艺”类学科,学校也很难有所突破。据此,成熟西方大学中的前沿学科与科技理论的引进成为必然,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于此功不可没。丁家立是美籍教育家,1857年生于波士顿,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毕业后入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研究院学习,获神学硕士学位。1882年,至中国山西进行传教活动。四年后,改以学者身份在天津从事文化活动,创办以传播西学为己任的中西书院,并担任驻天津美国领事馆副领事。与此同时,丁家立因担任洋务派实权人物李鸿章的家塾洋文塾师而与天津上层政要交往紧密,盛宣怀便是其中之一。盛宣怀开办天津中西学堂时,丁家立不但积极奔走,更在其后11年的时间中担任北洋大学总教习,成为北洋大学的实际掌门人。北洋大学创设之初,经历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工业化步伐不断加快,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等传统大学纷纷踏上现代大学的转型之路,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等一批研究型大学不断涌现,以实用性为主要特征的工程技术人才成为美国大学适应社会需要的培养主体,土木、机械、矿业等新兴学科成为高等教育的前沿阵地。熟悉美国大学办学模式的丁家立同样深知中国社会对于实用型人才的迫切需要,于是,他参照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的办学模式,在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分设律例、工程、矿冶和机械四学科,并在其后的办学过程中不断根据现实情况对学科进行增补:1897年,原由盛宣怀创办的山海关铁路学堂停办,学生并入北洋大学后设立起铁路专科;1903年,因外交需要,临时附设俄文班与法文班;1907年,为解决直隶地区中等学校师资问题专门开设师范科……尽管以上专业多为临时开办,存在时间较短,但也成绩斐然,培养出著名教育家齐璧亭、李建勋,著名铁路专家詹天佑等。可见,在北洋大学堂初期的学科建制中,既包含以“西政”为主的社会科学,如文、法、师范,又囊括以“西艺”为主的自然科学,如工程、矿冶、机械,称其为一所学科全面、知识先进的“综合性大学”也是名符其实。

值得一提的是,丁家立在学科的建设中尤其重视英文的学习与利用,这是出于其对于学理研究的重视。他认为,只有具备厚实理论涵养与良好学习能力的学生才是合格的,而中文,尤其是古文,向来缺乏精确性,其理解必须结合特定的语境,一旦结合不当,则极易造成语言的含糊性,这种含糊性虽然能够成为文学创作上的一个优点,但却难以与现代科学所要求的精确性相互融合,因此并不适合表达讲究精确的西式科学理论。英语教学并非追求时髦,而是实事求是。为此,丁家立亲自编写《英文法程》一书,此书集学术性与实用性为一身,很快成为当时流行最广的英文教科书。[7]

尽管北洋大学堂的学科设置充满“西体”特色,但它始终不能脱离的中国本土,“中用”既是盛宣怀本人自幼所受教育的必然指向,又是政府权力的显性规定,更是社会支配的隐性诉求。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发,北洋大学的课程开始呈现出零星的中国色彩。按《奏定学堂章程》厘定功课:大学预科或高等学堂,升入大学堂法科前需学的功课有:人伦道德、经学大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辨学、法学、理财学、体操;升入大学堂工科前需学的功课有:人伦道德、经学大意、中国文学、外国语、算学、物理、化学、地质、矿物、图画、体操……[8]据此,北洋大学堂虽然不得不增加中学的相关内容,但也颇具效果。1904年,学堂总办沈桐奉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命,整顿学规,在其奏章中称[9]:

查堂中头二班学生讲求西学,程度甚高,中学文字亦具有根底,斐然可观,加以濯磨,可称上选,特是培植人才仍须推广整饬学务,不厌详求。现与监督教习再三熟商,拟定国文分数章程,设经学、道德、国史课程……至学堂中体操、兵操、本古人射御并重之意,非特腹心干城,可以兼资武事,即血气流动,亦有益卫生……诸生一律肄习,课以分数,俾文事武备,不致偏废。

可见,尽管北洋大学堂最初的定位是一所崭新的西式学堂,但它仍然难逃“中用”的本质特征,一旦外界条件允许,中国教育传统的本土特征则会得以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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