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国教育民族性的构建

教育民族性是构建本民族特色教育体系的根本原则。清末依据“中体西用”原则快速完成了体现教育民族性的教育体系的构建:制定体现民族精神和价值观的教育宗旨;形成彰显民族品性的德育规范;构建蕴含民族文化要求的教育内容体系;立足文化自保加大对师资队伍管理。“中体西用”下教育体系的不足在于:“中学”体量过大,冲淡了新教育的“新”味;相对“保守”的倾向削弱了其“开放性”要求;过于强调意识形态教育,冲淡了教育民族性建设的主题。

清末;新教育;中体西用;教育民族性;文化自信

作者简介:陆道坤,男,安徽六安人,教育学博士,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教师教育、教育史研究

内容提要:教育民族性是构建本民族特色教育体系的根本原则。清末依据“中体西用”原则快速完成了体现教育民族性的教育体系的构建:制定体现民族精神和价值观的教育宗旨;形成彰显民族品性的德育规范;构建蕴含民族文化要求的教育内容体系;立足文化自保加大对师资队伍管理。“中体西用”下教育体系的不足在于:“中学”体量过大,冲淡了新教育的“新”味;相对“保守”的倾向削弱了其“开放性”要求;过于强调意识形态教育,冲淡了教育民族性建设的主题。

关 键 词:清末 新教育 中体西用 教育民族性 文化自信

标题注释:2014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教育输入与教育自觉:中国近现代教育演进的逻辑研究”(2014SJB813)。

一、“中体西用”的提出与教育民族性的“浮出水面”

乌申斯基于19世纪中提出了教育民族性命题,认为应依据民族的文字、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特征,建立符合民族品性的教育体系。其后,教育民族性研究一度沉寂。随着文化全球化威胁的逐渐显现,教育民族性问题再次走上前台,并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立足多元文化角度的教育民族性,是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心理等方面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文化和教育心理等方面规定性,而坚持教育民族性要求从指导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实践等全面渗透文化民族性的要求,根据民族文化对教育的要求制定和完善教育体系。

从乌申斯基提出教育民族性的背景来看,由于侵略等原因而导致异质文化体系的进入,往往会引发受影响民族教育体系的重组①。这一重组过程将会更加强调对教育民族性的恪守——教育民族性逐渐由“隐性”转为“显性”。中国近代的情形就是有力的佐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变局论”渐多,以洋务派为代表的地主阶层精英以及知识精英,逐渐意识到“保国、保种、保教”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由此,“中体西用”逐渐形成、完善并转而落地(逐渐贯彻到新教育的构建和运行中)②。作为原则和核心精神,“中体西用”是开明地主阶层和文化精英基于政治体制、社会秩序、文化自保而产生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以“中体西用”统帅教育,旨在通过教育这一堤防保住文化民族性的阵地,维护既有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精英阶层和开明士绅企图借助这一思想对教育进行控制,以确保在教育改革中,教育核心思想和内容的“不变色”。实际上,“中体西用”不仅为教育民族性延续构筑了牢固的防护墙,同时也为新教育体系顺利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有力地保证。“中体西用”原则下新教育建立的过程,也是尝试构建“中国化”教育体系的过程。

二、“中体西用”对教育的民族性内涵的规定性

“中体西用”在教育领域的根本追诉是培养具有“中国精神”的人,进而实现文化的传承,因而其对民族性的规定从教育指导思想到教育实践,无一不包。

体现民族精神和价值观的教育主张

1.“中学”为主的原则统领教育宗旨。“中学”是“中体西用”的核心,“中学为主”是教育宗旨的根本,对“中学”的重视程度往往影响着学制的存废——“壬寅学制”到“癸卯学制”的更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佐证。如《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之“全学纲领”规定:“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对“中学”颇为含糊其辞[1]。而作为“癸卯学制”铺垫的《重订学堂章程折》则将“立学宗旨”确定为“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1]——不仅将“中学”作核心,同时也强调了“慎防流弊”的用意。“癸卯学制”在“中学”的立场上则更为明确,如《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的“教育总要”规定:“……孔孟为中国立教之宗,师范教育务须恪遵经训,阐发要义,万不可稍悖共旨,创为异说”[1]。而1906年的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不仅凸显了“中学”的地位,更是对“中体西用”创造性地政策化——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坚守孔教是保国、保种的根本依托。“孔子之道”是中国教育的核心和“万世不祧之宗”,关系到“造就何等之国民”,是否遵守它关系到民族危亡。其二,读经是孔教依存的根本方式,因此要求各级各类学堂“宜以经学为必须之课目”,使“国教愈崇,斯民心愈固”[2]。光绪帝在其后的《上谕》中指出:“学堂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培养通才,首重德育;并以忠君、尊孔、尚武、尚实诸端定其趋向”[3]。

2.中观层面的贯彻:“中体西用”下的办学理念。面对西方文化的汹涌来袭,清末开明士绅群体并未“手足无措”,反而在“中体西用”原则下以海纳百川的包容,将“西学”纳入办学实践中。无论是孙家鼐、盛宣怀、张之洞甚至是袁世凯,都无一例外地自觉将“中体西用”原则贯彻到办学活动中。作为清末中国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掌门人,孙家鼐认为“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4]。南洋公学创办人盛宣怀则坚持了“西学为用,必以中学为体”的办学原则。袁世凯办理山东大学堂时也明确要“以‘四书’、‘五经’为体,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用”[5]。作为清末新学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办理两湖、经心两书院时也认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畔道之弊”[4]。而在派出学生留学时,“中体西用”也成为基本要求:派往美国留学幼童须“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6]。以至于在出现“学徒抛荒中学”[7]而“抛荒本业,纷纷入教”现象,而管理者容闳却公然支持学生抛弃“中学”教育情形时,幼童赴美留学倡导者和主要支持者李鸿章勃然大怒,并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支持奕图片 1等人撤回留美学生的决定。

3.从官方到民间的教育思潮:“守国学而拒欧化”。面对变局,从政界高层到基层官员,从硕学大儒到官府幕僚,甚至一些早年来华的日本人,都认为只有采取“中体西用”方针,才能够保护教育民族性。“中体西用”的主要目的在于“使人心纯正”,即“培植忠爱之心”以“保国保教保种”,“坚定三纲五常之信念”确保“中国所以为中国”,“坚持中学”进而“固人心,保国家”[8]。

西方文化的冲击引发各界对民族存续的忧虑,是“中体西用”的思想背景。《时报》上一篇题为《论今日之教育》的文章认为:“国粹欧化”的风险在于导致国民性的丧失,若“然此风一倡……觥觥少年根柢浅薄,入耳而惑之……而国学之根于道德者益退而处于孤立之地位”③。这一观点与日本学者高桥作卫不谋而合,他认为“今贵国振兴学制,固宜以孔教为养德之基,然若不研究孔道之真谛,则道德之观念未固,而独立之确心已消……”[1]。无独有偶,日本学者武雄一认为“孔子之教,为天地之公道。支那三千年之道德全系孔教所维持,是以学业修身须以孔教为主……且修身立行,以孔教足矣”[1]。

彰显民族品性的德育体系

培养符合传统文化以及伦理要求的人,是教育民族性核心所在。作为贯彻教育民族性要求的重要手段——在遭遇外来文化冲击时,德育显得更为紧迫。清末的教育体系中,无论是教育宗旨还是学堂章程、课程设置,都将德育放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作为“中体西用”名篇《劝学篇》,“内篇”详尽地论述了道德养成的相关问题,堪为清末德育根本指导,即所谓“先教道德教育、国民教育之基础……守儒教主义,使学与教合一……”[1]。《上谕》同样申明“培养通才,首重德育”[3]。

1.高举德育大旗的学制。《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圣经垂训,以伦常道德为先,今无论京外大小学堂,于修身伦理一门视他学更宜注意,为培植人才之始基”[1]。《奏定学务纲要》则明确要求“以忠孝为敷教之本”,凸显了道德要求的地位。同时,还要求各学堂“应钦遵谕旨,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正合三代学校选举德、行、道、艺四者并重之意”。教员在讲授功课时“须随时指导”学生,“晓之以尊亲之义,纳之于规矩之中”,使学生“均上知爱国,下足立身”[1]。前后相继的两个学制,无一例外地高举德育大旗,足见其受重视程度。

2.体现“循序渐进”特征的德育课程设置。清末德育内容上凸显了“循序渐进”特征,即充分适应新式学校“分段教学”的安排,主要目的在于提升德育的实效。如小学阶段“须趁幼年时教以平情公道,不可但存私吝,以求合于爱众亲仁、恕以及物之旨”;中学阶段则要“坚其敦尚伦常之心”、“鼓其奋发有为之气”[1];高等学堂阶段,即要“勉人为善”,凸显“中正和平”要求。与这一目标对应,德育内容设置就体现了由浅入深特征。初等小学德育的内容是“为教员尤当以身作则,示以模范使儿童变化气质于不自觉”、“兼令诵读有益风化之古诗歌”,高等小学堂则讲《四书》,中学摘讲陈宏谋五种遗规,高等学堂讲“列朝学案等书”,并“择其切于身心日用而其说理又明显简要、中正和平者为学生解说,兼讲本书中诸儒本传之躬行实事以资模楷”[1]。优级师范学堂在公共科增加了“《学记》、《大戴礼·保傅篇》及《荀子·劝学篇》”等。德育的循序渐进原则,以及德育内容的经典性和精炼性原则,充分体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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